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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年》:历史废墟上的清算与重建

2015-12-16 11:20:52 网易

从一开始,伊恩·布鲁玛的《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就有一个更为私人的视角,就如同托尼·朱特撰写《战后欧洲史》源于1989年12月在维也纳火车站转车时耳闻目睹到东欧世界的崩溃一样,布鲁玛从他父亲的经历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切入角度。他的父亲在二战期间还是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因为拒绝在效忠德国的宣言上签字,东躲西藏地从荷兰沦落到德国的集中营,又阴差阳错地辗转到了柏林,一直待到战争结束。经过六个月的长途跋涉,在躲避轰炸与战火的摧残之后,他终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乡荷兰。

但是布鲁玛感到困惑不安的地方,不是因为父亲痛不欲生的经历,而是他回到荷兰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涯之时,需要接受一种庆祝生还的整人仪式,这些新人被称为“胚胎”,被人扯着嗓子骂,戏弄,甚至人挤人被关进狭小的地窖里,称之为“玩转达豪集中营”。父亲说这种整人行为很正常,是大学延续多年的惯例。布鲁玛说:“我对此感到困惑,但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想通了。这种‘事情很正常’的思路似乎提供了一条帮助理解的线索。人们太想回到纳粹占领前,他们熟知的那个旧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炸弹,没有集中营,没有杀戮,而整整‘胚胎’则稀松平常。这种想法意在重温旧梦,恢复传统,似乎这样,就算回归了本原。”

但世界已经摧毁了,想要重建一个新的世界并非如此简单。《零年:1945》是一个零度叙事的历史教科书,与任何一本主流历史读物的史观不同,这本书不是侧重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而是深入历史的缝隙,通过各种历史参与者的回忆录,打捞那些触目惊心的摧毁片段,这些片段一方面是战争的延续,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之下人性之恶的爆发,无论是杀戮,饥饿,隔绝,复仇,驱逐,都充满了令人作呕的少儿不宜画面。重建世界秩序当然重要,但是对一个建立在历史废墟上的世界的仔细观看和审视,成为了这本书独一无二的情感维度。

20世纪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你年份,比如1919,1968,1989,2000年等等,但是只有1945是建立在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上,是对一个旧世界的彻底摧毁,是人类文明的集体拷问,是对人性之恶的一大考验,是对战争的附带伤害的一次重新认识。迄今为止,在所有关于这个历史阶段的图书当中,也只有布鲁玛的这本图书从如此私人的角度审视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说白了,只有个体的视角才能摆脱上帝视角的残酷,全知视角的桎梏。这是这本书的优势,当然在很多大历史的写作者看来,这同样是《零年》的短板,就如同弗朗西斯·福山在解释纳粹大屠杀的存在并不能否认现代化的进程一样,“我们所能编撰的任何一部世界普遍史都将不可避免地回避许多对于所经历过的人来说太现实的事件。一部世界普遍史只是一套思想工具,它不能取代上帝拯救每个历史的受害者”。(《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我们都变成了历史的人质,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但布鲁玛反对的就是这种众口一词的历史书写,相对于废墟之上的那些乌托邦建筑,他更关心被掩埋在历史废墟下的碎片。因为取材于很多历史经历者的回忆,幸存者的呢喃,《零年》显得情感丰沛,细节丰满,各种记录回忆充满了与大历史相悖的人性复杂。比如,战争时期的女人很容易成为了被侮辱与损害的对象,这样的控诉充满了大历史,但战争时期男性的缺席,同样给女性提供了一个反抗家庭和社会偏见的契机,用布鲁玛的说法,1945年的夏天燃烧着漫长的情爱之火,外国军人与驻在国女性或出于贪婪,或出于情欲,或出于寂寞而沉浸其中。

另外一个印象很深的细节,在盟军刚刚解放贝尔森集中营时,大部分女人已经丧失了活动的能力,长期的疾病与饥馑,折磨与摧残,使之丧失了活下去的希望,就连送来的食物也成为了杀人利器——囚犯的肠胃已经无法消化食品。这个时候有人送来了很多口红,这些化妆品竟然让那些奄奄一息的女人焕发了生机,她们嘴唇涂得绯红,仿佛平时一样的美丽,她们关心起了自己的外表,就好像口红让她们的人性开始复苏。除了口红,集中营的滥交也同样令人惊讶,很难相信,她们纵欲无度,毫无节制,这同样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是布鲁玛看到了另外一面,传宗接代,延续子孙的欲望,因为性爱已经不单单是鱼水之欢,更多是一种“抗拒灭亡的行为”。

这当然只能是描述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中毫无必要的插曲,所以并未见诸大历史。在1945年,政客们忙着绘制战后的世界地图,划分各自的实力范围,最不济也是忙着争夺权力,如何成为战后的合法统治权力。重建战后的国际秩序是这一年最为紧迫的事实,也正是忙于赶着向前走,很多历史的创伤就被草草掩埋。所谓“零年”大概就是一个新的乌托邦,是一种决不让历史重演的决心,是一种可以在战争的灰烬中涅槃重生,重新建构一个美丽世界的决心。但是历史最大的吊诡也在这里,当人们极力想与过去撇清关系,急忙忙勾画未来蓝图的时刻,往往遭遇的是过去的历史重演。

1945年是清算历史的时刻:清算纳粹余孽——战后的纽伦堡审判第一次引入了反人类罪来给纳粹战犯定罪,但是同样引发争议的是,我们如何在法庭上用这种集体性的罪来审判个体的纳粹战犯,还有一点,苏联同样存在着集中营和大屠杀,国际法庭为何视而不见?还有清算德国人——当纳粹战犯可以合理清算的时刻,德国人成为了很多复仇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对象,丘吉尔和斯大林甚至认真考虑过将德国人流放和杀戮一批,以儆效尤。甚至还要清算犹太人——犹太人幸存者回到故乡,同样受到了冷漠的对待,多年来的反犹主义偏见已经深入人心,战争时期的反犹主义宣传,反而加深了他们对犹太幸存者的偏见。当然要清算叛国者——汉奸也好,法奸也好,对这些人的清理与寻找战后英雄一样重要,这是重建秩序合法性的基础。正如布鲁玛所言,战争不仅让国家山河破碎,而且在精神上也礼崩乐坏,政治合法性更是荡然无存,人们的冷漠腐蚀了公民意识,只有寻找抵抗英雄,惩治叛国者,才能重新唤起公民意识。

1945年也是重建历史的时刻,但是历史的重建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曲折。为了寻找到恢复正常生活的理由,需要掩埋尸体,擦干血迹,握手言和,互相妥协,争取共识,抛却过去的杀戮,遗忘掉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布鲁玛写到:“就这样,零年在感恩与焦虑的基调中落下了帷幕。人们对世界大多数地方取得的和平感到欣慰,但不像过去那样对美好未来抱有幻想,同时也为愈加分裂的世界感到担心。”分裂的不仅是世界,还有伤痕累累的心灵,命悬一线的文明,饱受折磨和考验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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